杨光斌: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达国家

中学生读书网

2018-07-28

  刚才,又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负责同志和部分省市负责同志的发言,韩正同志也作了讲话。下面,结合调研情况和同志们的发言,我就3个问题讲点意见。

  实施包头市国惠能源等10家储煤场全封闭工程建设,目前已有9家储煤场完成工程建设。杨光斌: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达国家

  据项目信息,该项目地块位于航空港经济区现代总部服务业核心区,四周环境优美,交通便捷,比邻居住区,有人流保证。项目总投资额:70000万人民币,投资回收期:3年,项目将打造滨河商业综合体,包含娱、食、购、一体,高端商业聚集中心。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成立于2014年10月,是中国十大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并成功获批中国西部首个国检试验区。区域内有城市轻轨、环城快铁各1条,高速铁路5条,快速公路路网呈环状加放射的结构,每平方公里路网密度达到公里,全面的交通大循环,使城际间的要素流动更加自由。距离贵阳市城区仅8分钟车程。

  实际上,业内对于物业服务行业的未来仍持乐观态度。

  (2)有简单算数、语文基础,会讲普通话。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制度。

学界对于“雅万高铁”为什么迟迟不能开工并没有多少研究。 这个大案例意味着,对于印尼这样的巨型国家,我们的知识尚且如此匮乏,对于非洲、南亚次大陆、拉丁美洲等广大的非西方国家,我们的知识积累决不会好到哪去,而非西方国家已经是中国的战略利益所在。 不同于文史哲这样的人文学科,世界政治这样的社会科学学科必须服务于重大现实战略,这是学科性质所决定的;反之,其学科发展也是国家战略带动起来的,没有国家战略的需要,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这些学科,因此知识滞后也属于正常现象。 二战之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以及发展理论的诞生(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均是由美国战略需要带动起来的。

上个世纪60年代后,美国年轻学者纷纷走向非洲,进入近邻拉丁美洲,前往亚洲,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非西方社会研究,并试图去改造非西方国家。 国家战略需要和学科性质的关系决定了中国的世界政治学科关注的焦点应该有一个大转身。

一方面,“存量”知识依然是重要的,因为欧美依然是中国的战略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知识“增量”,即对非西方国家的深度研究和深刻理解,正如我们有很多美国、欧洲、日本问题专家一样,中国需要更多的非西方国家的国别问题专家。

辨识国别专家的基本标准是,第一要熟悉当地语言,第二在当地有学术界或者政界的朋友,第三当重大事情发生后能迅速根据专业的国别知识做出判断。 就此而言,诺大个中国,到底有多少非西方国家的国别问题专家?要做到这些,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过语言关,需要更多的人学习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这就需要课程调整,增加本学科学生的小语种教学。

其次,调整留学政策,不能资助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学生前往欧美发达国家,需要亲自到研究对象国去体验、去生活;同时,也相应地需要增加去非西方国家留学的待遇,这是很多发达国家曾经采取过的政策。 即使政策层面到位了,中国年轻人还需要一点奉献精神和冒险精神,到非西方国家无疑比去西方发达国家要面临更多的困难。 研究非西方国家不但是一种知识转型,更将是我国世界政治学科的升级。

中国是非西方国家的典型,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对外关系就能强烈地感受到,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不管用,比如怎么能用国强必霸的民族国家理论如现实主义理论来诠释一个奉行“天下观”的文明型中国呢?同样,“修昔底德陷阱”针对的是城邦政治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可以用来分析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呢?以研究古巴导弹危机出名的哈佛大学教授阿里森(GrahamAllison)认为中美之间难逃“修昔底德陷阱”,他对中国文明有多少理解?哈佛教授们只关心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有多少理解?或者说他们愿意理解吗?理解中国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而研究不同于儒家文明的其他文明的非西方国家,势必会给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更多的挑战。 我们熟悉的关于发达国家的知识依然重要,但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知识更加渴求。

就研究发达国家的国际政治学科而言,研究重镇无疑在北大、人大、复旦三大国际关系学院;然而,就研究非西方国家而言,其他大学利用自己的地利优势,已经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就,使得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

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这也意味着,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重镇如果没有危机意识,如果不能适时地提供基于非西方国家研究的新知识,如果不能将国际关系研究提升为世界政治学科,其优势地位将会被大大地削减。

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别创办了旨在推动学科升级的学术平台——《世界政治研究》,其前身是2013年创刊的《比较政治评论》。

既然称之为“世界政治研究”,在研究对象或者知识来源上,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西方,而应该是世界、尤其是包括中国的非西方国家研究,而且西方研究也应该是一个“新西方”;其次,在研究路径上,世界政治研究至少是国际关系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的一种高度融合,没有这种融合就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性研究成果。

基于这两点的“世界政治研究”,应该是知识增长点,也是未来几十年内学术竞争的新场域。 据说,国际问题类的学术刊物已经多达七十种左右,要在如此饱和的状态下生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此,办好这份出版物不但有赖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国乃至国外同行的鼎力支持。